蜀道既是一条地理通道也是一条文化通道
蜀道上既有金戈铁马的豪迈，也有诗词文化的浪漫
汉代“轺车画像砖”
西周青铜器“散氏盘”上的铭文道出了蜀道的源起
不同时期的货币成为蜀道上经济文化交流的“见证者”
唐恬/文 图片由四川博物院提供
今年7月28日，四川博物院《雄关古道 经纬中华——大蜀道上的天地人与中国精神》特展正式开展，展览将持续至2024年11月3日。
本次展览，展出来自故宫博物院、陕西考古博物馆、四川博物院、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甘肃省博物馆、天津博物馆、广元市博物馆等66家单位蜀道主题相关文物430余件/套，其中一级文物88件/套。向后人展现着“千载大蜀道，半部中华史”的雄奇与壮丽。
立足在一件件文物之前，可隐约望见历史烟云的云卷云舒。透过文物看历史，那属于蜀道的深沉与精彩扑面而来，本期我们就将沿着这些文物的足迹，去揭开那些被尘封的旧忆，去感受曾经走过蜀道的金戈铁马与繁华浪漫。
“散氏盘”与陈仓道
蜀道，不仅是一条地理通道，同时也是一条文化通道、经济通道。中国历史上，蜀道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也在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互鉴交流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西周青铜器“散氏盘”道出了蜀道的源起。“散氏盘”上的铭文可见“封于周道”的文字，这也是记载蜀道最早的名称。“散氏盘”铭文中的“周道”，王国维先生考证此即是故道。学者段渝认为故道在商周之际已经开通，在宝鸡发现了大量的早期蜀文化遗物，即由故道传入。
由此可见，早在先秦时期，四川就通过故道与陕西发生着密切的交集。除了“散氏盘”外，还有青铜罍、丰卣等，从这些文物身上，我们可以遥想，3000多年前，古蜀人沿着这条道路，往来于蜀中与秦中，建立起了两地的经济文化以及政治军事的交流通道。
故道是蜀道北段诸线中里程最长的一条道路。《通典》卷一七五说：“从兴元府（汉中）去长安，驿路一千二百二十三里。”《史记·河渠书》也记载：“故道多坂，回远”，从中原经此路入蜀，比蜀道中另一条支线褒斜道多“四百里”路程。
如果说周道、故道这两个名字还让人有些陌生的话，那这条道路的第三个名字，一定会唤醒人们心中的记忆，那就是陈仓道。陈仓道的历史意义，贯穿了整个汉代的起点到终点。
公元前206年，项羽大封诸侯，有着“先入咸阳”之功的刘邦被刻意排挤，被封为汉王，其辖地为巴、蜀、汉中。刘邦在离开关中前往汉中的过程中，明面上烧毁了路短易行的褒斜道栈道，以表示没有争夺天下的意图，暗中却依韩信之计，一方面派出少量军队去修复栈道，吸引三秦之地守军的注意，另一方面却派大军绕道袭击陈仓，再沿着陈仓道最终平定关中，拥有了与项羽争夺天下的实力，再然后，就是打败项羽，建立了大汉四百年基业。
三国时期，刘邦的后裔刘备，也依诸葛亮“隆中对”中的战略规划，先后拥有了荆州（部分）和益州之地，并且在汉中之战中，正面击败了北方强大的敌人曹操，基本拥有了先祖刘邦创业时的“基业”，进而建立蜀汉，延续了汉朝的“生命”。虽然后面因为关羽丢荆州和“夷陵之败”而导致无力争夺天下，但蜀汉君臣北伐豪情从未熄灭。刘备去世后，诸葛亮率军“六出祁山”，力图恢复中原、兴复汉室。其中绝大多数的军事行动，也是围绕着陈仓道展开的。
纵然诸葛亮最终北伐失败，留下了“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的千古遗憾，但是陈仓道上承载的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却被史书所铭记，再随着《三国演义》的文化流传，化作世界级的史诗，飘散到了更远的地方。
“轺车画像砖”与司马相如
漫漫蜀道雄关，却挡不住先人开拓的脚步。他们用自己的勤劳与智慧，架起南北人文传承与生态延续的长廊。
现藏于四川博物院的“轺车画像砖”虽然外表朴实无华，背后却蕴含着深刻的历史文化沉淀。“轺车画像砖”所呈现出的画面并不复杂，一匹马拉着一辆车，车有顶盖，两人坐于其间。画面虽然简单，但折射出的却是汉代的社会制度与文化特点。
《后汉书·舆服志》中详细记载了汉代车马的等级制度，简单概括就是：“天子驾六马，诸侯驾四，大夫三，士二，庶人一。”其中一匹马拉的车，叫做轺；两匹马拉的车，叫做骈；三匹马拉的车，叫骖；四匹马拉的车，叫驷。
汉代时不同身份的人，乘不同等级的车。能乘坐轺车的人，一般都是中低级官员或者是豪富之家，而骈车和骖车，则是中高级官员的专属，至于驷车，那必须是诸侯或者是王爵才能乘坐的。
如果皇帝特派，级别稍低的官员也能乘驷车。不过这种案例在汉代很少见，成都人司马相如偏偏就是其中之一。
司马相如是汉代的辞赋大家，他才华横溢，辞赋一流，特别是司马相如的奋斗史以及他和卓文君的爱情故事，时至今日依然让后世之人钦佩不已，为之向往。年轻时，司马相如曾受到皇帝征召，沿着蜀道前往长安前，他就在成都城北的升仙桥前立誓：“不乘高车驷马，不过汝下也。”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不做到诸侯级的顶级官员，我就不回家乡。
刚到长安的司马相如并不如意，几经坎坷后，终于依靠自身在辞赋创作上的卓越才华，受到了汉武帝的赏识，被封为郎官。郎官，在汉代是六百石的中级官员，此时他离自己“高车驷马”的理想还有着不小的距离。
后来蜀中发生动荡，汉武帝封司马相如为中郎将，特派到蜀地去安定局势。中郎将是二千石的官员，按照舆制，应该是“大夫三”的级别，可以乘骖车，但是司马相如是皇帝特派大臣，相当于钦差，为了与此次出使活动相匹配，朝廷拨给“驿车”供使团使用，于是在规格上就提了一级，让司马相如真正实现了“高车驷马”的梦想。
当司马相如乘坐着“高车驷马”沿着蜀道衣锦还乡时，当地官员为了迎接他，特意把升仙桥加宽为五丈五孔的大桥。太守以下的官员，全部都到城郊迎接他通过升仙桥。就连曾经嫌他穷的岳父卓王孙，此时也以司马相如为荣。之后，司马相如通西南夷，为汉代西南地区的边疆稳定和民族团结，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后人为纪念他，将他立下誓言的升仙桥更名为驷马桥，而驷马桥周边的一条道路，如今也被命名为高车路。
一块小小的画像砖，却能看到汉代社会生活的百态以及隐藏在文物后的那份来自蜀人的豪情与自信，也正是这些历史的精华，凝结成了蜀道上值得追忆的无数个精彩瞬间。
“交子”与金融创造
在蜀道上舒卷的历史烟云，除了有金戈铁马、豪情万丈之外，还有诗词浪漫、文化交融，在这些之外，经济商贸同样构成了蜀道的底色。在漫漫历史之中，无数的货物、货币，通过蜀道的地理连接，流通四方，交汇天下。战国的“秦半两”、新莽的铜范、三国直百五铢铜钱、唐代开元通宝铜钱、宋代铁钱……这些货币“你方唱罢我登场”，记录下了蜀地商业的繁华往昔。直到北宋时，成都诞生了世界上第一张纸币——交子，在世界金融史上，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在“交子”诞生前，世界各地的交易，要么以金银铜等贵重金属为一般等价物，要么干脆用以物易物的形式来进行。这种货物的交易方式存在许多弊端，其中最典型的当数大宗交易时，钱币的重量会极大，甚至可能超过货物本身。这种弊端，成为束缚经济发展的沉重枷锁。
北宋时，成都成为全国性的大都市，蜀道上商旅往来不断。在茶马、茶盐贸易中互有巨额的货币周转，成都成为当时最大的粮食、茶叶、纺织品和纸张、书籍集散地，以及西北地区的物资供应基地。当时，全国的富商大贾云集成都，《宋史·食货志》说：“河东富人多弃产而入川蜀。”
北宋时，成都府的商税额仅次于杭州，居全国第二。当时的成都已经成为全国的农业、手工业、商业、金融中心，是“万井云错，百货川委，高车大马决骤于通衢，层楼复阁荡摩乎半空”的“西南大都会”。
在经济高速发展的背景下，社会急需一种轻便可靠的新货币，来代替市面上流行的铜钱和铁钱。宋仁宗天圣二年（1024年），由北宋政府主持，正式发行“官交子”。首届“交子”发行1256340贯，备本钱360000贯，准备金相当于发行量的29%。至此，世界上第一种纸币被正式确认。
与1661年瑞典斯德哥尔摩银行发行欧洲最早的纸币、美国1692年发行的纸币相比，成都诞生的“交子”领先600多年，对人类的文明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有中外学者也把它誉为中国古代的第五大发明。
“交子”出现在成都，并不是一个偶然事件，而是有着深厚的经济和科技积累。纸币的诞生，需要造纸业和印刷业作为科技前置，正好宋代成都的造纸业和印刷业高度发达。宋代“成都造”的商品中，有两种达到了世界顶级水平，那就是上等的丝绸和薄如蝉翼的纸。
成都造纸业从唐代起，就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到了宋代后进一步发展。“交子”采用的褚纸就是成都的特产，进而在之后成为全国性纸币的印制专用纸张。在造纸业之外，成都的印刷业“宋时蜀刻甲天下”，北宋成都是全国的印刷中心，宋太祖就曾命令大臣专程到成都刻印《大藏经》。
在经济与科技的有力支撑下，蜀地发行的“交子”采用同一色的纸张，分朱、墨双色套印，纸张绝佳，刻印一流。其图案也很精美，常绘上房屋、树木、人物等。为了防伪，各钱庄还在“交子”上做暗记并加盖押字。作为一种铸币符号，成都有先进的技术手段保证市场流通的“交子”难以仿造，也为后世积累下了发行纸币的宝贵经验，至南宋时，全国均开始仿照四川地区发行纸币“会子”，中国从此进入了大规模的纸币流通时代。
有了“交子”后，更多蜀地的商品沿着蜀道走出四川，行销世界。反过来，发达的经济贸易和稳定的社会生活，也让蜀地成为全国的文化高地，形成了“自古诗人例到蜀”的文化盛景。在经济、文化、科技共同着笔下，铺开了“悠悠蜀道 风华万象”的宏大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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