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清政权在中国火药武器发展史上的影响及火器部队规模

必须要强调一点：满清政权在中国火药武器的发展历史上那是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虽然不是啥积极影响，但我觉得以后还是不要说什么“明朝重火器，满清重骑射”之类的话了，虽然说满清政权对于火器的态度肯定是有问题的，但是很明显并不在“没有认识到火器威力”这一方面。

实际上早在努尔哈赤时期，后金势力就注意收集各类的火器，比如“十三日，牛庄之人缴来甲二百副，弓二百张、箭及药箭一千枝，大炮弹三千发、小炮弹五斗，钢铁五十斤。”炮弹有3000发，说明在攻克一系列的明朝城镇之后，后金的火器部队已经有相当的规模，这也是很正常的，毕竟努尔哈赤在造反之前是明朝军队的一部分，不可能认识不到火器的威力。

《满文老档》留下来的一系列记载，可以让我们窥见早期清军的火器装备水平“初六日，汗谕曰：“著汉官管四千人者，以二百人充兵，其一百兵，配以大炮十门，长铳有八十只，另一百兵，听尔调遣。”100兵配大炮十门，长铳有80只，这种所谓的长铳很明显是一种单兵火器，可能是一种火门枪。

“管三千人者，以一百五十人充兵，配以大炮八门，长铳有五十四只，另七十五人，听尔调遣。管二千人者，以一百人充兵，配以大炮五门，长铳四十只，另五十人，听尔调遣。诸申官管二千七百人者，以一百三十五人充兵，其六十七人，配以大炮六门，长铳四十五只，另六十七人，听尔调遣。管一千七百人者，以八十五人充兵之，其四十四人，配以大炮四门，长铳三十六只而另四十一人，听尔调遣。管一千人者，以五十人充兵，其二十五人，配以大炮二门，长铳二十只，另二十五人，听尔调遣，管五百人者，则以二十五人充兵，其十人，配以大炮一门，长铳八只，另十五人，听尔调遣。”不难看出，后金的火器装备率还是相当可以的，要知道此时还是努尔哈赤时期。

“ 四月初一日，汗降书谕曰：“著每牛录遣甲兵百人，以十人为白巴牙喇，携炮二门，枪三枝；再将九十甲兵分之，其四十甲兵为红巴牙喇、携炮十门、枪二十枝，又十人，携盾车二辆、水壶二个。黑营（汉人部队）五十人，携炮十门、枪二十枝，又二十人携盾车二辆、梯一架、凿子二把、锛子二把、钓钩二个、镰刀二把、斧二把、席四领、叉二把、连夹棍一根、水壶二个及一月用之木炭、绵甲十五副。每一甲喇携大炮二门。”一个牛录300到400人，出100人，但这100个人里面选十个白巴牙喇，带两门炮，三支火枪，剩下90个人，其中有40个人为红巴牙喇，有炮十门，火枪20支，外加两门盾车。也就是说，一个牛录拥有12门火炮，20余只火枪，轻火器的装备率连10%都做不到，当然，这毕竟是清早期。

早期后金军装备的火器，除了各式火炮以及“长铳”之外，还有三眼火铳“初四日，汗降书曰：“著各旗之三游击，由一游击在旗备办大炮。一炮配马二匹，委人管理。其馀人中，选可佩弓之壮者，令其佩弓。其不能佩弓之人，悉令执三孔炮及铳枪。”所谓的三孔炮，就是三眼火铳。

到了皇太极时期，随着越来越多的火器落入后金军之手，以及大量的明朝军人被迫或者自愿投奔到后金一方，后金军已经可以用重型火器来摧毁明朝的防御工事，比如大凌河战役期间“我汉军炮攻城东面之台、台俱毁，台上六人中炮死，其馀明兵遂弃台夜遁。我兵追及尽歼之，生擒一人。”当然，明朝的火炮也不是吃素的“。攻该台时，朱参将中炮死。”

这种火炮暴力拆除明军墩台的记录在《满文老档》之中有很多“以红衣炮击城西南隅一台，穿一垛墙，击毙一人。明台兵大惧，遂降。内有兵二十八人，即付王总兵官养之。遂列车盾於其台下，以红衣炮、大将军炮攻城之南面，击毁其垛墙城部板二。四台人来降，命免徭役，加以豢养，并给劄付。”

“是日，大贝勒济尔哈朗台吉、额尔克楚虎尔，率四旗所有护军、在营每牛录甲兵二人、每旗大臣一员、携红衣炮一、大将军、将军炮二十，往攻抢掠马驼之明军台。时围台发炮，焚台用围房舍百馀间，於囊下获驼七、马二十七。诸贝勒留兵还营。十七日夜，台内明兵近六十人冲出，备御刘哈击败之。杀其九人，生擒一人，讯之，答曰：“近三十人中炮身死。”明军忍受不了后金军的炮火，被迫出台迎战，结果被杀九人，一人被俘，之前已有30余人被炮打死。

“十二日，于子章台主参将王景降。携来男丁二百三十九名、妇孺三百三十九口、马三十骡九、驴十四、牛十四。参将王景被引见汗。汗赐貂皮及貂皮帽，命服之。以红衣炮及大将军炮攻该台三日，击坏墙垛，中炮死者五十七人。”三天之内被炮击死者有57人。

“十四日，陈兴堡台把总祖邦杰来降。汗赐缎袍一，并遣往该台招降。台人不降，且曰：尔欲降则降，我等不降等语，掷石不容进。我军遂以火炮击之，尽被火焚死。归降男丁三十四名、妇孺十一口，获牛四、驴十三，即付马总兵官养之。”这个墩台守军还是挺有骨气，把总祖邦杰都投降了，其他守军拒不投降，但是还是在后金军的炮击之下屈服了。

但是请注意啊，这里只是几个墩台而已，用密集的火力收拾掉几个墩台，这并不能代表后金军的火力水平超越了明朝军队，在松锦大战之中，明军火器依然还是让多尔衮发出了“神器实为凶险！”的感叹，直至崇祯末年，大明辽东版图尽失，大量的重型火炮落入清军的手中，同时清军还拥有大量的极富经验的前明军炮手，也就是说在之后的入关战争之中，南明政权以及大西大顺政权在火炮方面将处于劣势，比如，清军攻打潼关期间“贼众（大顺军）凿重壕立坚壁。截我进师之路于是举红衣炮攻之贼众震恐。我军相继冲入。诛斩无算。”击败刘泽清部南明军队“梅勒章京康喀赖、同游击范炳吉天相等率兵渡清河列营相距。以炮击败敌舰复遣都司楚进功、率步兵六百人拒黄河北岸。鸣炮相应又分兵两路。”

所以我们可以看出，从16、17世纪开始，火药武器开始逐渐具备了决定战争之胜负的能力（再比如郑成功轰击热兰遮城堡），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此时均是如此。战争推动了科学技术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