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 年北京饭店新东楼建设：张镈的设计与中南海的视野

1973年10月，北京饭店新东楼的建筑工地上，工人们正干得火热。一位工程人员和设计师张镈闲聊时，说起新东楼朝西的房间视野开阔，天气好的时候，从房间远眺能望到西山，近看能俯瞰故宫。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这几句话让张镈心头一悸，在这远景和近景之间，正好有一个北京城最重要的地块，中南海。

“这座楼也太旧了，拆掉盖个大楼”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对外关系逐渐有了起色，国内的外事活动也开始变得频繁。已经拥有半个多世纪历史的北京饭店，成为当时外事活动的主要场所。

得益于它与生俱来的地理位置，自1900年成立以来，北京饭店就一直受到中外名人的垂注。从北京饭店出发，步行五分钟就能到达天安门广场， 透过窗户，就能看到相邻的故宫。

谁都不会想到，北京饭店的前身，是两个想来中国淘金的法国人，为招揽随八国联军入侵而来的外国人，而专门开设的小酒馆。随着到中国的外国人越来越多，善于发现商机的两位老板，决定将小酒馆扩张成吃住功能齐全的现代饭店。

1901年，这两个法国人将小酒馆迁到了东单牌楼的西北角，并将店铺面积扩大了不少。受到一位顾客的启发，两位老板将饭店取名为“北京饭店”。

和大部分的生意一样，早期的北京饭店虽然占据了天时、地利，最终还是输在了人和上。开业没多久，两位老板就产生了裂痕，最终二人分道扬镳。“北京饭店”盘给了一个名叫卢苏的意大利人经营。

卢苏接手没多久就发了一笔横财，决定要盖一个真正的大饭店，起码应当有五层楼。他将新饭店的地址选在王府井南口，也就是现在北京饭店的位置。

1907年，由于资金不足，只盖了一层的北京饭店，被转卖给了中法实业银行，卢苏则撒手返回了意大利。

中法实业银行接管后，很快盖起了五层红砖大楼，10年后，又在西边建起了一栋七层法式洋楼。北京饭店因此成为当时首屈一指的高级饭店，除了客房以外，还设有酒吧、舞池、理发室等，各种服务一应俱全。

北京饭店的创立，吸引了众多中外名人下榻于此。诸如孙中山、张学良、斯诺等人，都曾在北京饭店停留。据史料记载，溥仪在御花园第一批品尝西式茶点，就是北京饭店派出的人员服侍的。

“七七事变”北京沦陷后，北京饭店的生意日渐衰落，后来被日本人占据经营。为了适应日本侨民的需求，北京饭店又增设了日本俱乐部、餐厅等服务，还特地布置了日式房间。

由于接待的顾客多为日本人和少数上层人士，北京饭店的生意丝毫没有起色。日本投降以后，国民党代为接管，勉强维持生意。后来这里成为国、共、美三方停战谈判代表团的驻地，以及三方军调处执行代表团的驻地。

那个时候的北京饭店，俨然成为全世界最受关注的地方。

北平和平解放之后，北京饭店迎来了新的生机。新中国成立当天，北京饭店承担了盛大而隆重的开国第一宴。1954年建成西楼后，这里又成为欢迎国宾的主要场所，曾接待过几十个国家的元首和政府首脑。

然而到了70年代，这样一个发挥重要作用的场所，却成为饭店领导最头疼的问题。

最早建起了五层红砖楼，外表斑驳到已经不像高级饭店，不但规模小，设备也很陈旧；后来建起的七层法式洋楼，也仅仅外表还能看得过去；而建成不过20年的西楼，也到了需要修缮的地步。

更为重要的是，随着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来到中国，北京饭店的接待压力与日俱增，住房率几度出现超额的情况，有的房间甚至一天要接待两批客人。

当时北京饭店的负责人宋新民，趁着见到周总理的机会，大胆提出希望修缮北京饭店的请求。没想到周总理听完眉头一皱，说：“老宋，你是个老同志，提这种要求也不看看是什么时候！”

其实宋新民心里也明白，当时的社会环境十分严峻，修缮北京饭店的困难很大，但如果不是修楼太过于迫切，他也不会提出如此不合时宜的要求。

就这样，修缮北京饭店的事被搁置了下来。

几个月之后，周总理到北京饭店理发，特地将宋新民找了过来，嘱咐他可以将老铁道部那个地方，和现在的这座老楼拆掉，盖个大楼。宋新民一听很是高兴，但又有些疑惑，原本他只想修缮一下旧楼，周总理都没同意，为何周总理却提出盖一座新的大楼？

周总理看出了他的心思，解释说我们国家马上就要进联合国，将来国际性活动就多了，到了该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了。

虽然当时联合国大会还没有召开，但周总理有信心恢复我国的合法席位，因此决定扩大北京饭店的面积，再造一座新楼。

不出周总理所料，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果然在一个月后得到恢复。周总理的预见得到了证明，北京饭店的领导立刻投入到修建新楼的工作当中。

“要把方案搞得细一些”

宋新民首先找到北京市建筑设计院，请设计人民大会堂的设计师张镈，来担任北京饭店新楼的设计师。

当年在设计人民大会堂时，张镈就曾对北京饭店进行过仔细考察，设计上多处借鉴了北京饭店的特点。为了设计好北京饭店的新东楼，张镈带着设计人员，再次对北京饭店进行了认真的勘验。

最早建起的五层红楼，已经超过了使用年限，没有保留的价值。而那栋七层的法式洋楼，虽然时间也比较久远，但修建时所用的材料大大超出了建筑本身所需的标准，坚固程度远超同时期的建筑。

勘察清楚这几栋建筑的情况后，设计人员心里就有了底，很快拿出了20个设计方案，建筑面积达到42000平方米，投资预算大约在2500万左右。

周总理看过这些方案后，要求全面规划，设计尽量详尽，避免成为“钓鱼工程”。同时要求北京八大饭店的一线人员也参与进来，对这些方案进行具体推敲，定下来后尽快做出模型。

这一天，北京饭店的部分员工接到开会通知，等大家一到会场，才发现都是工作在仓库、防疫站、后厨、设备间的，平常不露脸的“小人物”。

为了贯彻周总理提出的“实践观点”和“群众观点”，这些在一线默默付出的工作人员，凭借最丰富的实践经验，为北京饭店新楼的设计提供了不少的宝贵建议。

维修设备的员工提出要采用先进的机电设备，避免出现问题以及噪音干扰；库房的员工对装卸台的高度提出了要求，以提高工作效率；厨师们则要求厨房不向餐厅和大堂散发油烟味。

设计人员将大家提出的要求一一记下来，方便对内部空间的规划。

为了借鉴更多高级饭店的经验，万里安排饭店管理人员和设计人员到港澳地区考察。他们发现这些高级饭店虽然设备先进，但员工工作起来却不轻松，有的厨房太小，有的设备间太窄。大家不禁感叹周总理的考虑周全。

北京饭店的扩建迫在眉睫，周总理为了推动建设的顺利发展，将扩建方案转给中央有关领导传阅，征求大家的意见，达成共识后才下发。在审批方案时，周总理曾问宋新民，新楼什么时候可以建成。宋新民如实回答说至少两三年。

“太慢了，人民大会堂那么大才用了不到十个月，太长了就等不及了。”周总理沉思了片刻，说道。

诸如此类细致的问题，周总理还提出了很多，比如每一层楼规划多少个房间，有没有会议厅，每层楼的套间有多少。这些细枝末节的问题，连宋新民这个负责人都没考虑过，周总理的意见后来都被参考加入到了设计中。

在讨论建设方案时，周总理特别提出要为饭店员工修建宿舍。宋新民等人表示准备在饭店后面盖一栋六层的集体宿舍楼。万里当场表示不够，以后饭店业务会越来越繁忙，还会增加新的工作人员，六层楼远远不够。

“一定要考虑进方案里！”周总理当即指示，并强调说，建饭店不考虑职工宿舍，就是没有群众观点。

综合了所有方面的意见，设计人员很快做出模型，放置在北京饭店内，供大家观看提意见。趁着到北京饭店参加宴会的机会，李先念专门前往观看模型。当他得知扩建的新楼只有14层，50米高时，感慨市中心土地利用率过于低效：

“北京土地很紧张，占一块就等于少一块菜地，因此在有条件的地方，楼房可盖得高点，像北京饭店这样的宝地，更应该往高层上发展，力争多建些客房才好。”

当时参与设计的几个年轻人，正希望搞一座高大建筑。听完李先念的一番话，立刻推翻了原有的方案，做了个130米高的方案。后来李先念审稿时，提出100米左右为宜。

按照李先念的指示，张镈带领设计人员将最终方案定为100.25米高，共计21层楼。

1973年春天，北京饭店新楼的建设如火如荼地开始了。施工队伍夜以继日，按照一个星期一层的速度盖了起来。然而就在盖到第18标准层的时候，工程却突然被叫停了。

“在中南海看到这个高楼，我心里很不安”

原本张镈并没有考虑到北京饭店对中南海安全的影响，听工程人员无意间说到后，他想到负责中南海警卫的汪东兴，对中南海周围的建筑高度十分关注。

之前在和平门附近修建了一栋水利部的办公楼，不过才5层18米高，偶尔有工人到楼顶检修，中南海方面都会立刻打电话质询。为了补救新东楼对中南海的影响，张镈提出面对中南海一侧的客房门窗玻璃，改用压花或者磨砂的，开业后不安排外国人居住。

但没过多久，中央警卫团政委杨德中，受周总理之托，到工地了解情况，搜集资料，并找到饭店负责人和张镈：

“周总理在夜间从中南海里，看到了施工的灯火，绕着海内走着观察了一圈，感到新东楼已经到了对中南海有威胁性的高度，十分忧虑。”

后来在集体商议时，有人提议将故宫午门楼提高，以起到遮挡作用。没想到周总理当即否决：“第一，文物不宜破坏；第二，不能做‘此地无银三百两’的蠢事。”

后来杨德中还特地召开了一次会议，并邀请当年指挥人民大会堂工程的万里也参加。杨德中对大家也没有隐瞒，直截了当地提出北京饭店的新楼威胁到了中南海的安全。

为了实地了解情况，万里等人登上了新楼的最高处，用望远镜作了一番观察，然后表示可以取消顶层的各类大厅，尽可能地降低层数和高度。

但杨德中仍感觉不妥，他在登上第10个标准层时，在有树木遮挡的情况下，已经能看到一部分中南海全景：“如果天气晴朗，中南海内的情景就一目了然，要千方百计压低高度，必要的话，不妨把已建好的部分拆除几层。”

会议进行到中午时分，传来了周总理的指示：“建筑必须终止在第15标准层。”当晚，张镈又突然接到通知，周总理要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主设计人员。

当张镈随万里等人来到人民大会堂，周总理笑着朝他走来，亲切地握着他的手说，从建好人民大会堂以后，差不多有14年没见面了。

周总理拉着张镈坐在自己身边，并没有立刻讨论新楼的处理问题，而是拉着他聊了很长时间的家常，从他的父亲一直聊到他的近况，整整寒暄了近半个小时，才将话题转到北京饭店新楼上。

周总理指着新东楼的模型说，在第10个标准层就可以看见中南海了，由于中间隔着端门和午门，可以稍微挡一下，但再高就挡不住了：“在中南海看到这个高楼，我心里很不安，已经考虑一个多星期了。10层以上的房间，应作别的用途，不对外。”

当天晚上，大家讨论出一个初步方案，让张镈先回去修改设计图。几天之后，正在忙于赶制设计图的张镈突然接到电话，说周总理到了北京饭店新楼的施工现场。

原来为了搞清楚情况，找出对策，放心不下的周总理决定亲自去现场看一看。那个时候新楼还没有安装电梯，只有施工用的外部电梯。有人劝说周总理，这种电梯不安全。但周总理全然不顾，和其他工人一样，走进了那个像大铁笼子一般的电梯。

等张镈赶到现场的时候，周总理已经坐着电梯上了顶层。下来以后，周总理带着万里、杨德中等人来到人民大会堂休息，说拆几层楼是改造客观，用屏风楼挡起来也是改造客观，关键是既要解决矛盾，又不能大拆大改。

简单的午餐后，周总理又带着大家登上了西华门城楼，站在城墙上，能够将中南海的全景看得清清楚楚。走了许久后，周总理对张镈说：“配楼就定在这里吧。”

就这样，在北京饭店新楼和中南海之间，又新建了一座屏风楼，新楼12层以上朝西的窗玻璃，全部改成磨砂的，窗户和阳台门也全部封死。周总理还特别交代，屏风楼建成前，北京饭店新楼即便完了工也不准开业。

至于新楼的高度，最终只能建到地上20层，不能再继续加高。

在周总理的直接关怀下，北京饭店的新楼只用了一年零四个月的时间。作为当时北京最高的大楼，不但其中配备了先进的设备，同时新楼建成后，整个北京饭店有近千间客房，成为当时中国最豪华的饭店。

从新中国成立前夕，一直到去世，周总理去北京饭店很频繁，几乎每周都要去三四次，除了公务外，周末还去跳舞、理发。周总理对北京饭店的事情不但管的多，而且管的细致，在员工中的威信也是最高的，大家都亲切地称他“北京饭店的名誉总经理”。